联想恰恰相反，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，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。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，总金额高达64.5亿美元（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），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；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，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，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。此外，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，但是由于利润菲薄，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。

综合而言，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（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、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，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）。如果说得更冷峻些，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。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。

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

本文分f析，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，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。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，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，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，提供参考借鉴。

本人想强调的是，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，都是“存在就是合理的”，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，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。

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，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，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。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，1999-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，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，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，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（超过50%）国内电信设备商、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，不允许外资垄断。

由此，华为、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，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。其后，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，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。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；有了这个基础，才能进入亚非拉，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。如今，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、阿朗和诺基亚之和！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，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。

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。电脑领域，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，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，由于芯片、主板、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，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，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，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，积累菲薄的利润。

其间，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，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，产业成熟速度太快，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、SAP、甲骨文、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，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，很快就宣告了失败。

因此，在中国对电脑、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，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，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。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——跟在IBM后面吃土。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，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。

在这种交易中，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，可谓最大的赢家。说的再通透点，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——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，还能打包卖给联想。不仅“鸡肋”卖成了金条，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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